打飞的来中国就医,“国际诊疗目的地”背后有哪些圈粉实力
作者:邹臻杰
“前不久,在昆明的云南圣约翰医院,我做MRI(核磁共振成像)一共才花了486元人民币,这在美国要几千美元;挂号、问诊、预约和检查等整个流程总共用了约两个半小时,在美国单单预约就要等上好几个月。中国就医的速度、价格简直令人太不可想象。”
“今年9月,我在上海经历了一台髋关节手术,整体费用不是3万美元而是3万多人民币。我一共住院了6天,之后恢复得也很快,现在已经可以完全自如行走了。”
上述亲身经历来自于南非网红博主Lizzy和美国演员大洋在国内某社交平台上的分享。不仅如此,也有美国博主Aisha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完成核磁共振检查称“全部检查项目仅需70美元”,英国网红Amie在清华长庚医院通过胃镜治疗胃病,并感叹“整个过程实在太高效了,医生还制定了完整的方案”。

一位医疗管理领域资深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服务水准的提升,结合过境免签、入境免签等政策不断扩容,不少海外游客甚至发达国家的患者选择来国内接受“诊疗”;这体现了中国医疗质量获国际认可、就医便利程度高、商保直接能力强、创新药械优先使用等优势,但也折射出不少不足之处:针对境外患者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仍不完备、电子病历跨境共享性不足、患者缺乏后续跟踪随访与管理等。
境外患者在国内“就医自由”的背后,或是一批医疗机构实现转型升级的机会,公立医院、非公(尤其是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等应如何发挥差异化价值?
境外患者大赞就医体验背后
现阶段,国内高端医疗服务日渐成熟、创新药械优先落地、跨国临床专家推荐等因素叠加下,境外患者来国内就医的“画像”开始初步显现。
“近年来,我院国际部就医有了明显变化,以往只来看一些‘小毛小病’的境外患者,如今则会在这里进行一些腹腔镜下的微创手术、肿瘤放化疗,甚至是复杂疑难多学科会诊等。一听到有‘robot(机器人)’设备,外国友人都很放心。”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下称“华山医院”)国际医疗中心主任顾静文告诉记者,2024年以来,来华山医院国际部问诊的境外患者数量呈两位数的递增,其中,手术住院的比例超过半数,“其中也不乏得到了其所在国家社区医生的建议,慕名来我院问诊的境外人士”。

2024年9月,上海共有13家医院被正式授予“上海市公立医院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单位”,华山医院、瑞金医院等均在其列。同年1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上海国际医疗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文件鼓励“优化外籍患者的就医体验”“扩大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机构国际医疗支付中的比例”“开展商业健康保险直接结算”“健全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与国际医疗服务模式和支付方式相适应的信息系统”等工作。
从事“国际医疗服务”,医院应有哪些必备技能?顾静文表示,相对独立区域、中英双语标识、具有国际医疗从业经验的医护人才以及定期专业培训等是医院国际部工作开展的“标配”,为此医院还牵头起草了《国际医疗服务规范》这一地方标准。但本质上来看,国际医疗服务的核心是高水平的“技术”和“服务”,把病看好是基础,随之才能将与国际医疗服务相匹配的医疗资源、商业保险、院区管理、服务人员等相关规范推进下去,“医疗机构要开设‘国际部’来承接此类服务,还是需要根据自身综合情况、面向人群、重点科室去做好规划,也不能盲目操作”。
粤港澳大湾区的做法略有不同。“基于大湾区独有的‘港澳药械通’目录实施,境外患者来深圳新风和睦家医院问诊的人数有了明显增长。”新风天域集团(和睦家是其旗下医院)大湾区首席运营官萧毅晃告诉第一财经,正是由于国内进口原研药价格、医疗服务成本等较全球许多国家有优势,以及问诊流程便捷、效率高,许多美国、加拿大、东南亚的患者选择“飞”来深圳看病。
萧毅晃表示,从趋势和特点看,境外患者已经从过去的“洗牙”“头疼脑热”等问诊诉求,到如今会来医院寻求“胃肠镜治疗”、“肿瘤靶向治疗”等解决方案。
“尤其在肿瘤靶向治疗上,临床曾有英国、意大利的患者在当地经一、二、三线肿瘤治疗均无效果后,才来我们深圳的医院问诊(飞行距离路线相对较近,往返中国香港也方便),有的病人也在海外医生指导下直接寻求中国本土化的国产肿瘤药。”萧毅晃说,对此医院也根据境外患者习惯,在“Whatsapp(一款智能手机通信服务和管理应用程序)”上进行肿瘤患者的术后康复、随访等管理工作。
提升医疗旅游促行业发展
在反向医疗旅游渐成风气的情况下,中国医疗机构如何更好发挥国际医疗服务功能?萧毅晃认为,一方面,“国际医疗服务目的地”的打造需要数据互通作为基础。比如一些境外患者在回国后,应该如何获得其在中国本土医院内就诊的数据,并持续得到监测,需要一定政策的推动。另一方面,海南博鳌乐城与大湾区港澳药械通政策对于新药械有很好的落地效果,但若能增加一些国外已审批且香港也未有的药械进入目录,或加速河套地区(深港相关规划中的一片区域)的医疗政策落地,也能更好地做到与国际互通互融。

“专业医学人才的协作也是高端医疗服务稳定开展的重点。”萧毅晃称,目前,深圳新风和睦家医院有30余位香港医生在医院进行资质登记和注册,但相关流程和周期较为冗长,由于登记和注册相关费用也不低,一些境外医生会有所犹豫,“这些实操过程中的难点,其实也会限制高端专业医学人才来我院发展,这也需要更加人性化的方法去处理”。
一位医疗机构资深管理人士在采访中告诉记者,过去,公立医院的国际部是参考特需部来进行医疗服务定价(由各地医保部门管理)的,因此,除了其挂号费、床位费较基本医保价格略高外,各类检查费其实与基本医保价格趋同。
“下一步,如何在吸引境外患者前来就医的同时,合理制定好针对境外患者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或对现有价格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也是各大公立、非公医疗机构持续发展的关键。”上述管理人士称。
事实上,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此前发布的鼓励国际医疗服务相关政策看,商保衔接、创新药械可及等是其中支持的重点。
为此,一家国内头部商业健康险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与各大知名公立医院国际部、高端医疗机构的合作都很紧密,“我司在签约医院都有工作人员驻点。有商保权益的境外患者,他们只需要带好‘直接卡’,就能去保司已签署协议的医院内就诊了。后续结算、理赔都会由保司协助境外患者完成”。
该负责人也称,近年来,国内不少公立医院都陆续设立了“国际部”,“各医院国际部有不同的医疗服务价格。价格定得太高,我们保司赔付时支付的金额就高,价格定得太低、医院收入会有影响,与我们的合作医院也会‘打折扣’。因此,对于国际或高端医疗服务的价格体系,背后也需要有科学、精细的精算作为支撑”。
如何看待公立、非公医疗机构背后的价格体系?商保衔接模式如何完善?创新药械可及性能否进一步提升?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耶鲁大学卫生政策联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大海表示,对于公立医院内的国际部,涉外部分在收费上理应和基本医疗部分完全区隔开来,并且以“全成本核算”方式来进行管理,这部分收入则将反哺(补偿)公立医院的整体发展。而对于非公医疗机构,其在具备成本把控能力的同时,也需要不断精进和提升医疗技术的先进性。
至于商保衔接,赵大海则告诉记者,此前有地方政策文件提到“建立与国际医疗服务模式与支付方式相适应的信息系统”,这就需要公立医院的国际部打通与多家保司的链接接口,实现统一的、直接的信息互联,以此来高效完成后续的核算、理赔与报销。
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兼执行理事长蔡江南表示,随着更大程度、更大范围的服务业对外开放,为了更好地承接境外患者的医疗诉求,医疗机构则需更加注重自身软实力的提升。比如,公立医院国际部需要培训一批擅长患者沟通、专业性强的医护人才,来匹配高水准、高规格的国际医疗服务。再如,非公医疗机构则可以体现运营智能,发挥好自身在MDT(为患者进行多学科综合会诊)方面的协调能力;同时,也可以通过数字化、智慧化工具来辅助做好境外患者回国后的持续、居家管理。
“此外,对于一些境外患者急需使用的创新药械,医疗机构也可以将粤港澳、海南博鳌乐城等地现有的创新药械临床应用政策优势、协调机制引入到长三角城市,切切实实吸引患者进来,也让他们用上新药、好药。”蔡江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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