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信修复”灰黑产再起：多环节收费高至10%

作者 | 第一财经 王方然

2026年个人信用修复政策正式实施，为部分逾期者带来了修复信用的希望。然而，这一政策红利也被地下“征信修复”灰黑产迅速盯上。

第一财经调查发现，近期部分中介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宣称可“突破万元限制”，伪造所谓“内部文件”，以“免申即享”政策为幌子，诱导不符合条件的逾期者踏入层层收费的陷阱。

这些机构不仅收取债务金额2%~10%的高额“咨询费”，更将服务拆分为“债务整合”“助贷套餐”“征信修复”等层层加码的“升级策略”，形成闭环收割。而其宣称的“修复”手段，多涉及教唆客户编造理由、伪造材料、恶意投诉银行等行为，实质上仍是试图通过违法违规方式逃避债务责任。

值得警惕的是，此类机构有意识地进行“法律伪装”，在合同中用“心理咨询”“财务咨询”等模糊条款替代“征信修复”内容，并通过严苛的保密协议和高额违约金限制客户维权，进一步加大了受害者的追责难度。

业内专家指出，此类灰黑产不仅涉嫌欺诈，更可能使借款人面临个人信息泄露、资金损失及法律追责等多重风险。

“征信修复”灰黑产新套路

2026年1月1日，个人信用修复政策正式落地实施。根据规定，2020年至2025年期间发生的逾期记录，只要单笔金额不超过1万元，并在2026年3月底前结清，即可通过“免申即享”方式享受一次性信用修复。

但不少逾期者因年限或金额不符合条件，无法清除逾期记录。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近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声称能够“突破万元限制”“完全修复征信”的中介机构。它们通过夸大政策适用范围、伪造文件、制造贷款焦虑等手段，诱导逾期者使用特定话术与银行等机构沟通，并收取高额费用。

（部分中介的宣称的业务范围和效果）

记者以借款人身份联系了多名此类中介，发现其普遍承诺可根据“政策精神”帮助减免所有债务，但要求提供发卡银行、逾期时间、次数与金额等信息，部分甚至索要手机卡。例如，华南某中介人员卢大生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所谓“官方文件”，并称“虽然政策只覆盖1万元以下债务，但实际操作中沟通空间很大，只要能有本金结清，就有机会谈妥”。

这些机构具体是如何操作的？中介宣称，目前征信修复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出异议申诉；二是直接与放贷银行或机构沟通，申请删除或修正记录。

一名中介李亮告诉记者，当前更流行的是与银行“一对一”沟通。“大部分客户债务零散，走人行异议申诉流程难度较高，所以更建议从源头银行入手。”

不同中介的实际业务模式存在较大差异。李亮表示，其所在机构与律所合作，主要提供远程支持与“话术包”，帮助逾期者提升与银行沟通的效率。卢大生则称，可通过转移手机号方式代客与银行沟通，无须客户本人介入，成功率约八成。另有机构出售统一的话术课程。记者以9.9元购买了一份“征信全修复话术”，其中详细列出“银行沟通全流程指引”，要求逾期者夸大自身困境、指责银行审核失误，并列举各类投诉渠道，以此施压银行修改征信记录。

然而，此类试图通过沟通删除万元以上逾期记录的做法并不合规，也很难修改成功。

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要求更正。这意味着，征信异议的本质是“纠错”，即修正错误或补充遗漏信息，并非中介所宣传的“修复征信”“重获贷款资格或避免影响子女就学”。

华南某国有行网点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客户如果觉得银行报送的征信内容有误，可以到线下申请提出征信异议，银行一般会在1个月内核查。如确有错误，则会答复并进行相应处置，也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如没有错误，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征信机构，都不能删除信用报告上正确无误的信息。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也在近期发文中强调，不存在“征信修复”的概念。无论是征信机构还是商业银行等信息提供者，都有如实报送信用信息的义务，无权随意更改、删除信用报告上展示无误的不良信息。

还有中介推出所谓“升级策略”

更有甚者，部分机构推出名为“升级策略”的全链条服务，将触角延伸至债务整合与后续贷款撮合。

多家机构在提供所谓“征信修复”的同时，还附加“债务整合”服务。具体操作是协助客户与银行协商将未还金额转为分期，并减免所有罚息、违约金和利息，仅保留本金分期。待债务结清后，再争取清除之前的逾期记录。

李亮将其称为“一条龙服务”，并称只要在沟通中明确要求清除记录，银行内部系统便会相应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部分借款人通过正规途径修复了征信，在向大型银行申请贷款时依然可能受阻。一家助贷机构的内部人士向第一财经透露，除了央行征信系统，部分银行还会参考第三方数据平台、自身的逾期台账。此外，银行的风控审核涉及收入、社保、资产等多重维度，因此即便征信记录已更新，贷款申请仍可能被拒。

或注意到这一情况，一些中介在提供“征信修复”服务后，进一步推出“助贷套餐”，声称可帮助已成为“征信白户”的客户贷出更多资金。

卢大生表示，其机构可为刚修复信用的客户匹配审核门槛较低的金融机构，必要时还可通过“内部关系”进行运作。他透露，银行内部通常会对逾期情况保留独立台账，合规存档期一般为5年，但风控查询可能追溯更久，部分银行甚至永久留存相关记录。中介因了解银行内部机制，可帮助客户“少走弯路”。

另一名中介则宣称提供从“征信修复”到重新借贷的“全流程套餐”，并将其称为“升级策略”。该中介称，若客户不购买此项升级服务，自己也不敢接单，“因为多数客户资金紧张，只有让他们成功贷出新资金，我们机构的尾款才能结清。”

他表示，目前已经在各个社交平台都去推广此类“升级策略”的“全流程套餐”。

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向第一财经指出，此类灰黑产滋生的核心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公众对信用修复政策的适用边界认知不清，大量不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因征信不良导致贷款受限、就业受阻等问题而产生焦虑，急于“洗白”记录，形成高需求市场。灰黑产借机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等渠道散布“内部通道”“包成功”等虚假信息，夸大政策范围，制造焦虑，以“政策红利”为幌子收割流量与取得非法收益，并利用监管滞后和运作隐蔽性，在政策窗口期快速扩张诈骗链条。

手段隐蔽、收费高昂

与此前相比，近期活跃的“征信修复”“债务优化”中介手法更为隐蔽，且已做好“法律包装”。

第一财经从中介处获得的一份服务合同中，并未直接写明提供“债务优化”或“征信修复”，而是罗列了心理咨询、个人财务整理与核算、财务优化指导、市场营销等多项内容。

（部分合同内容）

记者获取的另一份协议则规定，双方均须履行保密义务。任何一方泄露协议内容，每次需支付违约金5000元；若造成对方重大经济损失，还需另行赔偿；涉及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

华南地区一名律师向第一财经指出，合同中列明的服务项目与中介实际承诺的“债务重组”“征信修复”并无直接关联。由于条款内容庞杂且偏主观，一旦进入司法程序，难以界定其服务是否合规、是否实际履行，客户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在此类服务背后，则是高昂的收费。李亮告诉记者，如需处理20万元债务的减息及相关问题，咨询费约为2万元，占债务总额的10%。也有机构表示按债务金额的7%收费，前期支付一半，余款待处理完毕后结清。还有中介按逾期条数计价，例如“8条逾期收费约3500元，一般30个工作日内完成”。第一财经接洽的7家中介，收费多在债务总额的2%至10%之间。

尽管收费不菲，这些机构却普遍不承诺完全解决问题，且存在明显的“拖延”现象。

记者获得的三份中介协议中，均未明确约定若未达成协议目标，中介方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及退款条款。

一位曾办理此类业务的客户透露，自己因购房急需消除逾期记录，委托中介进行“征信异议处理”。中介不断要求补充各类材料，业务却迟迟无进展。对方以各种理由拒绝退款，仅建议更换方案。历时一年，征信问题仍未解决。

第一财经梳理裁判文书网相关案例发现，多数涉及“征信修复”委托的案件最终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一类是纯粹诈骗。中介利用当事人急于消除不良记录的心理，收取费用后采取拖延、失联等方式，根本未提供服务。另一类则涉及教唆逃废债。中介指使客户以“非恶意逾期”“不可抗力”等为由，伪造材料向银行提出无理申诉。“修复”失败后，又以各种理由拒绝退款。

例如，一份判决书显示，原告委托江西炬诚信用服务有限公司处理19条逾期记录，支付代理费26100元，约定3个月内未成功则退款。然而业务一直未办成，退款也屡遭拖延。

面临多重法律风险

通过第三方进行所谓“征信修复”，客户不仅可能无法实现目标，还面临多重法律风险。

征信逾期记录本就不可随意删除。《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超过5年的，应当予以删除”，即逾期贷款的不良征信记录自贷款还清之日起五年后才会自动消除。

廖鹤凯表示，以“征信修复”为名，通过虚假宣传谎称可删除不符合政策条件的逾期记录，诱导借款人支付费用并提供敏感个人信息，甚至教唆伪造证明材料、组织施压或威胁银行违规上报更正信息，不仅涉嫌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和伪造证件等刑事犯罪，还严重干扰金融机构正常运营和征信系统公信力；同时，其冒充官方渠道、违规代理本应由本人办理的征信异议业务，违反《征信业管理条例》《个人信息保护法》及金融广告监管规定，属于典型的违法违规灰黑产行为。

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也对第一财经表示，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教唆无理申诉或恶意投诉银行，干扰金融机构正常运营；二是可能涉及材料造假，违背征信记录真实性原则；三是通过有偿代理谋取不正当利益，违反信用修复公共服务属性。

“本质上还是利用部分借款人不了解正规流程、急于消除不良记录的心理，借机牟利。”他补充道。

此外，相关委托合同可能被认定为无效。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一则判例显示，原告与被告在均明知不良征信记录无错误的情况下，意图通过“特殊渠道”消除记录并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中“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判决该合同无效。

关于未来如何进一步整治此类黑灰产，多位受访人士认为，还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王蓬博表示，比如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通过大数据监测排查线索，及时更新治理台账并公示查处结果。金融机构要强化内部风控，优化正规异议处理通道，降低借款人维权成本。社交平台需加强内容审核，拦截相关违规宣传信息，切断获客渠道。同时要通过多渠道科普，明确信用修复的正规路径和政策边界，提高公众认知。

廖鹤凯进一步指出，应通过对相关人群精准投放科普信息明确政策边界，同时建立灰黑产“灰名单”实施联合惩戒，压实社交平台风险提示责任，完善征信异议流程透明度，及推动立法明确违法边界与加强执法协同等多维度措施，系统性切断灰黑产传播链条，既保障政策红利精准惠及合规群体，又有效遏制虚假宣传与诈骗行为。